说起黄克诚大将，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在革命队伍中最敢唱“反调”的，他因为唱“反调”被撤职的事情，恐怕不下十次。那么，黄老将军爱唱“反调”的事情，应该从什么开始说起呢？说来话长了。我们只能捡几件很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说一说。说起来今天的年轻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——那个时候，瞿秋白的“左”倾盲动主义正在占上风。湘南特委坚 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，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，就叫作：“烧烧烧！烧掉一个旧世界！”“杀杀杀！杀尽一切土豪劣绅！”这些“左”倾盲动主义者，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、杀光了，敌人 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，就可以不打自退了。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的指示是：县衙门要烧！土豪的房子要烧！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！从 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十五里要统统烧光！天啊，怎么能这么干呢？县委书记对黄克诚说：“必须坚决执行命令！”黄克诚据理力争：“这么干老百姓是反对的，弄不好要出乱子。”“出什么乱子？这是对敌人狠不狠的问题！你黄克诚是什么立场？”“什么立场？老百姓的立场。”“你是右倾！对敌斗争不敢下手！”“这不是对敌斗争，这是烧房子，我们这么干，老百姓不同意 的！”“你这是尾巴主义！”“你这是盲目蛮干，后果你来承担！”年轻气盛的黄克诚不听这位书记的意见。县委书记最后说：“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你必须执行！”“这是错误的，我无法执行！”“你不执行我就要严肃处分你！”当时，黄克诚的心目中，党组织是无比神圣的，他可以反对一些人的决定，但决不可对抗组织。但在执行时他还是大大地打了折扣，只烧了县衙门而没有一条一条街地全烧，大部分房屋和商店硬是保留了下来。从此，黄克诚就开始有了唱反调的名声。实践证明，黄克诚的反调唱得是有道理的，当时坚决执行了湘南特委指示的郴县县委，引起了农民反水，把县委的干部几乎杀光了。由于黄克诚一再和县委唱反调，县委就开会批评他右倾，要他写出检讨。黄克诚说，我没有错，我写什么检讨？于是，他的县委委员是当不成了。有关的会议不能再参加了。他到三军团的时候正是立三路线占了上风，上上下下吵吵着打大城市。黄克诚认为这是头脑发热，拿我们的那点力量去打大城市，好比以卵击石。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，陈述自己的看法。三军团打下平江之后，研究下一步行动，他又提出反对攻打大城市的看法，因而受到严厉批评，撤销了准备委任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。一九三二年，红一方面军决定打赣州，兵临城下了，他又大唱反调。行军路上和彭德怀同志吵了起来，说：“彭老总，你这是半个立三路线！”彭德怀也是执行上级指示，他说：“不管什么路线，要打就得打胜！”结果，打赣州失利，黄克诚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，主动撤出战斗，从而保存了实力，幸未被追究。但后来，他因为支持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，反对错误的中央指示，被批判了一个多月，他和军政委贺昌吵了一路，走路时吵，住下以后还接着争论。他对贺昌说：“我们要争论二十年！”这里我们要多说两句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关系。黄克诚自己说过：“我和彭老总的关系，可以说是合作了一辈子，也吵了几十年，有时候是他对，有时候是我对。我当军委秘书长、总参谋长时，在大楼里吵，不少机关干部都说，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吵啊？为了工作，言不及私，吵了也不会影响关系。”一九三二年十月，宁都会议以后，三军团在广昌开会，黄克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，因而被撤了三师政委的职务。红军长征途中，他又因为提意见反对打消耗战，被认为是右倾，调离他所在的三军团四师，当了司令部的侦察科长 ……值得特别提一句的是，当年苏区打AB团， 一开始，黄克诚也跟着杀过人，这使他一生痛悔不已，直至晚年，还在为此痛心。到了 大打AB团的时候，他就拒绝再乱杀人了。他还安排被怀疑是AB团的人藏起来，坚决顶住肃反委员会的杀人命令，其结果不仅是被撤职，险些自己也掉了脑袋……一九四三年的春天，正是莺歌燕舞的好时光，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却刮起了一场冷风——上级要搞什么“抢救”运动。对此黄克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，他知道一旦发生了逼供信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他对华中局的领导谈了自己的看法。但当时，中央下来的指示，又不敢不执行，他们也很难啊。对中央的指示，黄克诚也不能不执行，但他有自己的办法。在他所领导的三师七旅搞一个小小的试点，他亲自坐镇，实地考察。“抢救”一展开，问题就出来了。被抓起来的人，特别是小知识 分子，一经审问，就开始乱供一气，咬出了许多的人，根本就是瞎编 出来的。黄克诚来听汇报，听着听着，他坐不住了，说：“好了，这样下去，七旅很快就能抢救出一半人来。”当时被派去搞这项工作的同志说：“那怎么办啊，怎么给中央交代？”“马上停下来，有问题我负责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斩钉截铁。“马上把抓起来的人都放出来，把他们的善后工作做好。决不能再这么搞了。”这话如今听来很简单，但当时有很大压力的呀！回到三师，他下令，所有部队停止“抢救”，发现有问题的人，按照正常的手续处理。一些好心人劝他说：“这样和上面对着干，怕会有麻烦吧！”黄克诚说：“我一个人有点麻烦，没有关系，我也不怕麻烦。要是那么多的人都有麻烦，可就真麻烦了。”不久，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，黄克诚又遇上新的情况。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。平时俩人见了面，有说不完的话，这一次，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，不怎么讲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晚上熄了灯，黄克诚说：“希圣，你有点不对头啊，出什么事了？”“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”“你骗不了我，有什么事尽管说，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。”曾希圣还是不说。看来情况复杂。夜晚，曾希圣睡不着，黄克诚也没睡着。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，他也跟着下了地。在有些春寒的夜晚，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，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——原来曾希圣的爱人余叔被人揭发，说她可能是个特务，现正在受审查。“余叔会是特务？”黄克诚不信。曾希圣不说话，只抽闷烟。“你信不信？”“人证、供词都在，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？”“是什么人供出来的？”“二师政治部的。”“她怎么知道？”“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，在上海的时候就…… ”黄克诚摇摇头，说：“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，你还不了解她吗？这样吧，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。”会议休息时间，黄克诚找到谭震林，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。那个女同志来了，黄克诚说：“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。”“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，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…… ” 她讲得有声有色，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，她说得越是形象，黄克诚越是怀疑，等她说完，黄克诚问：“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”“真话！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。”“这就好，我问你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？”“不是…… ”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。于是又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，告诉她，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、对同志、对自己都没有好处，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。听着听着，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。黄克诚又安慰她，不要哭，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。她哭着说：“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…… ”“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？”“刚刚搞抢救时，我讲的是真话，可人们不相信。开一次会，又 开一次会，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，只好瞎说一气。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。我越是瞎编，越是受表扬……”黄克诚找到谭震林，对他说：“谭老板，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！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。”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，说：“真是这样子吗？”黄克诚又问：“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？”“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。”“哎呀，这怎么得了哇！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，你们离敌人 那么近，你们又把他们反复审查，那部队还不乱了套，人还不跑了？”谭震林说：“一个也没有跑。”黄克诚有些激动了，说：“老兄，我们那么整人家，人家一个也没有跑，哪有这样的特务！赶快给人家平反吧！”谭震林说：“是这个道理。”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，也把这个道理说了。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。黄克诚说：“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，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。”饶漱石同意了。另一件事，发生在一九四○年。当时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，韩德勤退守曹甸、车桥、兴化一线。如何解决这股顽军，是新四军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当时指挥部的意图是，借黄桥决战的东风，攻占曹甸， 一举消灭韩德勤。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，他认为我们主动去打韩德勤，是不合时宜的。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，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、有利、有节。从苏北斗争形势看，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、盐阜地区，顽军残部、土匪、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，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，当务之急是，发动群众，巩固根据地，站稳脚跟。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，那里是他们的老窝，要想一下子吃掉他是很难的。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，但没有被认同，中央同意了攻打曹甸的计划。军令如山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黄克诚虽然不同意这样打曹甸，但他必须执行命令。战斗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打响的。在隆隆的炮声中，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，对曹甸战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在电报中说：“我军无攻坚武器，历史上用速战速决、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 固据点，极少成功(东安、宜黄、南丰……直至会理、甘泉等战役，均如此证明），曹甸、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，兵力更多，如猛打猛攻， 不但胜利把握不大，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。……我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。其战法：一、首先在四个据点(曹甸、安丰、车桥、泾口）间构筑据点，截断其联系与增援。二、肃清四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的敌人，将其完全逼入四据点内。三、逐步筑垒掘进。四、用小部队不断接近，消耗其弹药，增加其劳。五、派小组潜入，放火烧其房屋。六、探悉到有弱点可乘时，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。我如决强 攻，请集中新四军、五纵全部迫击炮，小炮轰击之。”黄克诚的意见又一次被认为是保守，而不予理睬。结果，此战没有完成预定目的，敌人虽有较大伤亡，而我们有二千多名将士血洒苏北……战后，自然要总结经验教训，当时的华中局领导认为，这完全是因为黄克诚的右倾保守造成的，因而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，保留了政治委员的职务。而实际上，由陈毅同志兼任的司令员，并没有到任，五纵司令部的事情还是要黄克诚同志来管。后来，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，专门批评黄克诚。黄克诚当然不服气，他据理力争，坚持自己的意见。会场上的气氛十分的严肃，刘少奇、陈毅都在场，他们都对黄克诚的态度不满。黄克诚说：“我没有必要检讨，作战前，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，作战未达到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，而是上级指挥的失 误。”“黄克诚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“这是推卸责任！”“就是因为你右倾，你有自己的想法，而没有认真执行军部的决定！”会上吵，会后黄克诚找到陈毅，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他说： “你是我的老上级，从红军时期我们就在一起，你就是我的领导，你说，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？”陈毅说：“这次的事情，你是提出过意见，但后来没有打好，你是有责任的。”黄克诚说：“我事先提出了意见，打起来后也提出了办法，你们就是不听，五纵主力全部出动，由上级统一指挥，仗没打好怎么能怪我？”为了顾全大局，黄克诚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，对有些问题讲了自己的看法。有些事情，是要沉淀一下才能解决的。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， 问题是很难说清楚的。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说到心怀坦荡的陈老总。到了一九四二年，他在总结曹甸战役时说：“曹甸战役是我们去攻人家，缺少理由的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是沉重的。他说：“我很轻敌，仓促作战，准备不够，变成浪战。”他又说：“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，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战术原则作战才行。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。光是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，就有可能成功。”听了陈毅同志的话，黄克诚觉得，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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